1951年，密斯·凡·德·罗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布莱诺完成了他现代主义理想下史诗般的作品。这座钢结构建筑表面完全被玻璃覆盖，让住户与周围田园诗般的环境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件作品也被当做一件惊世名作来崇拜。以上是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但是在它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住宅的主人，伊迪斯·范斯沃斯医生曾试图起诉这位建筑师。而更鲜为人知的是，这背后还隐藏着一段苦涩的爱情故事，而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 建筑历史学者 Nora Wendl 的论文《绝不妥协的西进理由：再回首一段关于性与房产的故事》被发表在 Thresholds 杂志43期: "丑闻," 之中。Wendl 考证了关于范斯沃斯住宅的各种谣言，最终发现了一个简洁的真相：范斯沃斯住宅可能不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我决定要坦率承认。”
私人事务和公众丑闻之间的界限可能在于一点：其中一方站出来说话了。这是1953年美国《美丽住宅》杂志4月刊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这篇文章表示，“一位高学历的女士花费70000美元建造了一座1室住宅，最终发现这座住宅只是一座支架上的玻璃笼子。”文章的作者还让所有的读者警惕席卷美国的现代主义运动：
我们以设计为傲的国家已经开始腐败了——我们渴求现代生活的理想也正在破灭。在多年的冷静观察之后，《美丽住宅》杂志要站出来告诉你们一些常识，因为现在这些常识正在受到侵犯。在我们面前有两条通往不同生活的道路。其中一条通往丰富、舒适和美。而另一条则希望让你的生活完全暴露，导致贫穷和难以为继。而最糟糕的是，这条道路中还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独裁。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建筑，毫无疑问，就是密斯设计的范斯沃斯住宅。而那位可怜的女性业主就是范斯沃斯医生。这篇文章中的观点正是当时她希望与媒体分享的，因为此时她已经开始了诉讼的程序，将与密斯分庭抗礼。她起诉密斯的原因是因为“及其高昂的费用，建设费用$3,673.09美元，还额外添加了$15000美元的设计费和$12000美元的监工服务费”，尽管他们并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也就没法证实这些费用。范斯沃斯起诉的罪名是欺骗罪，质疑密斯作为建筑师的能力，并且要求归还包括赔偿在内总计$33,872.10美元的费用。她接受了《美丽住宅》和《芝加哥日报》的采访，这些媒体抓住了这一争议，标题为“芝加哥著名建筑师的欺骗手段”。
在《美丽住宅》杂志之后一篇名为《好与坏的现代建筑之间的战争》（1953年5月发布）中，记者向范斯沃斯医生提了一个简单而尖锐的问题：“你指出的’人类个体的存在‘具有什么问题？难道范斯沃斯医生在建筑中就不存在了吗？”而范斯沃斯也清晰地做出了回答：
事实上在这座四面都是玻璃的住宅中，我感觉我就像是一个徘徊的动物，永远处于警惕的状态。即使在晚上我也不能安眠。我感觉每天都处于警备状态，几乎不能放松和休息……
另外，我还不能在我的水池下面放置一个垃圾桶。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外面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建筑中的整个“厨房”，因此放置垃圾桶会“破坏它的外观”。所以我只能将垃圾桶放在远离水池的壁橱中。密斯就是这样解释他的“自由空间”的，但实际上他的空间却必须是固定不变的。我甚至不能在不考虑外观如何的情况下在我的房子中放置一个衣架。任何家具布局的改变都会成为问题，因为整个住宅就是透明的，就像一直处在X光下一样。
这种对于这座住宅的描述我们可想而知。而从范斯沃斯女士的语言中也可以看出她确实是一位具有高学历的女医生。《美丽住宅》杂志的编辑为了制造更广的公共舆论，一再强调要警惕这种玻璃住宅所带来的“朴素美学”，因为这让人联想起了美国的清教徒时期。这些文章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小题大做，因为它就像是经典的范斯沃斯住宅上发生的一个小插曲。
但是范斯沃斯女士显然不会赞同这座建筑是历史上的经典。她在1970年代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仍然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当时她已经退休并且卖掉了范斯沃斯住宅。在纽贝里图书馆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回忆录的手稿。其中包含的各种法律文件、住宅的照片以及反对密斯的言论就占据了三个小盒子和一个大盒子。
但是，尽管这些文件很丰富，范斯沃斯博士的努力只是这座住宅早期历史的一小部分。事实上，许多历史学家都只关注到她回忆录第11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形容了她在一次晚宴上与密斯的第一次见面。“这感觉好像在经历一场风暴、一场洪水，就好像是上帝的神迹一样。”在这里，范斯沃斯就像是一位迷恋伟大建筑师的单身女客户一样。而为什么她会有这种想法呢，可能是因为密斯之前对她说的一句话。“在我与密斯之间2个小时的沉默之后，他说的话让我惊讶：‘我愿为你建造任何样子的住宅’”。
从范斯沃斯回忆录中的各种细节中我们可以构建起整个故事。她之所以要在公众面前狠狠批判这座建筑，并非因为其中的各种法律问题，而是因为她最终没有得到这位建筑师而伤透了心。这一理论在1985年对于密斯生平的评论中第一次出现，而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一对建筑师和业主关系的各种分析。大多数见证了密斯与范斯沃斯关系的人都认为这一猜测极有可能。从此以后舆论就开始转向了，从这座住宅中所具有的各种问题转为了业主与建筑师之间的关系。有学者专门采访了密斯仍然健在的亲友，重点采访的他的女儿，她说道：“他仍然记得（范斯沃斯），他们之间很可能有某种关系……”。几乎他的所有亲友都认为这种关系非常可能。而另一证据是密斯在1969年对于住宅事件的一篇文章中讥讽道：“这位女士可能希望建筑师与她一同回家。”虽然当时文章的编辑否认了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不过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叙述构建在这些猜想之上，因此有学者希望找到业主范斯沃斯的照片来佐证。最终找到了一张她60年代护照上的老照片。而这张发表的照片旁边还有以下文字，将整件事串联在了一起：
她不漂亮。有6英尺（1..82米）高，不是小巧玲珑的类型。并且有见证者说，她各方面都很平均。但她十分注重身体的调养，并且极其健全的心智完全可以弥补身体上的不足。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密斯为她服务，因为他也具有极高的智慧。
但不幸的是，这些关于范斯沃斯住宅历史的调查暂时画上了句号。因为它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10年之后的1996年才有了关于这段历史的新资料。根据在密斯建造现代艺术博物馆时的一些文件资料，范斯沃斯回忆录中的一些细节遭到了质疑：例如在其中，她声称自己与密斯式在一次晚会上认识的。但根据其中的史料记载，她是从一系列的著名建筑师中选择了密斯。并且十分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各种史料都表明密斯和范斯沃斯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在她的回忆录中却丝毫找不到相关的记录，只能找到关于正常客户和建筑师关系的描述。即使是那些相信他们有染的人，能找到的最明确的证据也只是范斯沃斯初次见到密斯时的印象：“好像在经历一场风暴、一场洪水，就好像是上帝的神迹一样。”
之后所有关于范斯沃斯住宅的研究都不再关注这座住宅可能的缺陷，或是在其中建筑师和业主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而是关注到其中范斯沃斯女士心碎并复仇的轶事。一篇1997年发表的文章认为两者的关系“与这座住宅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并在其中表示，虽然密斯已经在法律上结婚了，但是他在举家移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夫人和家庭抛在欧洲，于是为这段两人关系埋下了伏笔：“证据表明她是希望寻找一个伙伴，而非仅仅寻找一位建筑师。但我们不确定她是不是希望关系止步于此。而她又是否知道密斯在和她合作的这几年中还与其他几个女人之间有着罗曼史呢？”在2003年，一篇关于这座住宅的专著仍然坚持这一论断：“……不幸的是建筑师与业主之间最初和谐的关系急转直下，所有了解他们的人都认为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一段失败的感情。”
这一段感情故事于2003年登上了《纽约时代杂志》。这是为范斯沃斯住宅即将进行的拍卖进行宣传，但可能也是阅读量最大的一篇文章了。其标题是“性与房产：范斯沃斯住宅，密斯的伟大作品，正在接受拍卖。其中还包含了一段轶事。”而最近的一篇关于这座住宅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其中仍然坚持建筑师与业主之间有一段爱情故事：“这件事非常有趣：两位声名显赫的人士，亲密地交往并一同工作，这让我们浮想联翩，只是调情？还是一段情话？”
最终，在当代对于这座建筑的研究中，关于性与房产的研究已经完全取代了其他对于住宅历史的研究。这座实验性的玻璃住宅也被定性为了一件桀骜不驯的作品。可以这件事一开始就预示了这样的结局，当谣言开始传播之后，就没有人关心范斯沃斯在面对媒体时表达的对这座住宅的不满和报复情绪了。而这一故事也深深印在了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脑海中。可能这反而从缺点中拯救了这座住宅，因为没有必要再对它进行评论了。而之后发生的争执，一位女人复仇的故事，也随着人们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对性别和性别歧视的关注愈演愈烈，使得这座住宅在即将到来的后现代主义浪潮中被忽视了。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建筑的空间和建筑师的主观意识在这种调查所形成的固有印象中被淡化了，这使得建筑和它所代表的事件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尽管，在建筑史中，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建筑师的主观意识是最为重要的。
而范斯沃斯的手稿揭示了她与建筑以及与建筑师之间的另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很难成为人们喜爱的轶事，因为她对于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含糊和复杂。范斯沃斯留下的材料很多，但是却很难成功进行历史转译。它包括4个文件夹的通信记录、14个文件夹的照片、17个文件夹的英译版意大利语诗歌、2个文件夹她的个人诗歌以及一个文件夹的未分类诗歌。其中的7个文件夹中有她的回忆录，她在3本杂志上留下了手稿并且有很多打印稿。而范斯沃斯的妹妹在整理的时候表示：“她的回忆录互不相连，很难将它们连接在一起。”不仅顺序错乱，她的回忆中也被证实有很大想象的成分，并非完全是史实。
尽管关于这座住宅的历史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建筑师和业主的。但是在范斯沃斯回忆录的第13章，她表明了她最初与这座建筑之间的关系。
1950年末，似乎可以在这座住宅中度过第一夜了。在新年之夜，我带上了床垫和一些其他必要的东西来到了这座玻璃住宅，希望度过第一晚。我在一根绳子上绑上了一个60瓦的灯泡，借着亮光将泡沫橡胶床垫放在地上，打开空气取暖系统，并且搞了些东西吃。玻璃上仍有油漆的痕迹并且窗框都已经被冰封了。外面宁静的草坪上覆盖着洁白的厚厚一层积雪，反射出单调的灯泡，就好像整座住宅就是一个大灯泡一样，照亮了周围的冬日平原。
这是一个令人难熬的夜晚，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周围完全暴露的玻璃墙而另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密斯从不妥协的意志。这座住宅不仅离我预期的相去甚远，更加是难以接受。而这一晚玻璃窗外的荒凉和清晰的雪很明显的告诉我这座住宅离可以居住还有很远的距离。
范斯沃斯回忆录中的这一段中不仅描绘了她在住宅中居住的艰辛，同时也说明了她对整个情况的不确定性。“这座建筑无法居住，”她写道，但是仍在其中住了一晚。她为这座住宅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几乎是最初计划的两倍，但是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得到了应得的东西。但她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位国际知名建筑师建造的一座不寻常的住宅，虽然他在美国仍然在建立自己的名声。这座建筑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范斯沃斯不知道如何在密斯强迫症般的意志下生活。对于这座建筑的开放式平面，她和任何的客人只能靠社会关系进行约束，而非是墙壁：
……任何客人都只能居住在浴室而非卧室之中。他或她只能睡在沙发上或是地铺上。我们只能在同一个空间中同居，我在我自己的“睡眠空间”之中，他在他的空间之中。
一个明显的星号让我们注意到页面边栏上的一句话：“*除非这种不适和难受使我们在一起。”
很有可能范斯沃斯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密斯，但是这种浪漫的幻想并没有在回忆录的其他地方出现，而之后她对这位建筑师的描绘就从崇拜变为了诅咒。在之前的回忆中，她描绘她和密斯的场地调研为“非常有趣”，而密斯的办公室是“一个俱乐部，一个圣堂和一个集体农场”，在那里“男孩们非常骄傲因为他们在完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密斯和范斯沃斯在1947到1950年间共同参加社交活动，曾一同聊建筑、聊哲学、聊人生，虽然他们对于人生的态度是那么的不同。为了了解密斯的建筑思想，她开始阅读 Romano Guardini 的著作。而作为回报，她要求密斯阅读薛定谔的《什么是生活？》。这让他很不高兴，范斯沃斯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的回应：
这本书让人丧失了灵魂。它没有说人和人希望达到永恒的愿望怎么办。薛定谔好像认为我只要望向窗外的雪花或是晚餐桌上的盐就可以感到快乐。但我希望知道的是我死后能够达到怎样的境地。
她这样回复密斯：“即使没有考虑人们对于死后来生的向往，”薛定谔“仍然提供了作为观察者的一生的尊严。”虽然这对于建筑师没有任何帮助。他们观点之间的差异让她感到很震惊，她写道，“我对密斯对死亡的考虑感到很惊讶，这让我河边的住宅处于一种很神秘的境地，以及对于密斯人格的不确定性。”于是这座住宅开始慢慢展现出其诗意和超验的一面。
从范斯沃斯的回忆录来看，这位客户和建筑师之间最终的差异，是逻辑上的。有一次，范斯沃斯争辩说密斯办公室中的一位年轻人在不停地用不必要的问题打扰工地上的工人，拖延了他们的进度。而密斯草率地回答道：“你回你自己的地方去，让我来建造你的房子就行了，不要干预。”从这一刻开始，范斯沃斯在回忆录中就开始质疑这位建筑师和他的意图了。因此，当建筑的建造费用高于她的预期时，她开始采取行动了：
……我写信给密斯，告诉他我无法再为这座河边住宅支付更多的费用了。然后我记得他既没有给我回信也没有在口头上回复。之后我意识到不能因为拒绝支付更多的费用而毁了我们的友谊，因此努力希望完成我们之前的约定。
看起来在范斯沃斯的各种文件中并不能找到关于这段情话的任何佐证。看来这一段“丑闻”一般的故事并非出于任何可考的史料，而是源于一种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即便这不是一种性别歧视，也完全是编造：人们希望她对于密斯·凡·德·罗的指控不是出于专业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之间失败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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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Elizabeth Gordon, “The Threat to the Next America,” House Beautiful 95 (April 1953), 129.
- Ibid., 127.
- “Steamy little courtroom” is a phrase from Franz Schulze, Mies van der Rohe: A Critical Bi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58.
- Alice T. Friedman, “Domestic Differences: Edith Farnsworth, Mies van der Rohe, and the Gendered Body,” in Not at Home: The Suppression of Domesticity in Modern Art and Architecture, ed. Christopher Ree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 186. Friedman’s estimates are based upon Mies’ office notes assembled in preparation for the trial, Farnsworth Folder, no. 31, MoMA. Friedman cites that the issue of the fee was discussed in an interview with Myron Goldsmith on 1 June 1973; transcript in the Mies van der Rohe Archives.
- “Charges Famed Architect with Fraud, Deceit,” Chicago Daily Tribune, October 30, 1951 and “Glass House Stones,” Newsweek, June 8, 1953.
- Joseph A. Barry, “Report on the American Battle Between Good and Bad Modern Houses,” House Beautiful 95 (May 1953), 266.
- Ibid., 270.
- Edith Farnsworth, “Memoirs,” unpublished ms. in three notebooks, Farnsworth Collection, Newberry Library, Chicago, Chap. 11, unpag.
- Ibid., Chap. 13, unpag.
- Maritz Vandenberg, Farnsworth House: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London: Phaidon Press, 2003), 14-15.
- Franz Schulze, Mies van der Rohe: A Critical Bi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53.
- Ibid., 252.
- Franz Schulze, Mies van der Rohe: A Critical Bi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53. Based upon a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Marian (sic) Carpenter, 25 November 1983. In Schulze’s account, Farnsworth’s sister’s name is recorded erroneously as Marian. According to Farnsworth’s archival records and her correspondence, it was Marion.
- Ibid. The comment is based upon a quote in an editor’s reply to the letter of Mary Z. Valatka of Abington, Mass. in Newsweek, 29 September 1969 under the headline “House Yes, Architect No.” The editor’s reply has no footnote, source, or basis for Mies’ statement, stating: “Mies and Dr. Farnsworth were good friends and Mies once cracked that Dr. Farnsworth’s discontent occurred because ‘the lady expected the architect to go along with the house.’”
- Ibid., 258.
- Alice T. Friedman, “Domestic Differences: Edith Farnsworth, Mies van der Rohe, and the Gendered Body,” in Not at Home: The Suppression of Domesticity in Modern Art and Architecture, ed. Christopher Ree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
- See Franz Schulze, Mies van der Rohe: A Critical Bi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52. Friedman cites a 1 June 1973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with Myron Goldsmith, the project architect for the Farnsworth House.
- Alice T. Friedman, “Domestic Differences: Edith Farnsworth, Mies van der Rohe, and the Gendered Body,” in Not at Home: The Suppression of Domesticity in Modern Art and Architecture, ed. Christopher Ree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6), 182.
- Ibid., 179. Quote derived from Edith Farnsworth, “Memoirs,” Chap. 11, unpag.
- Franz Schulze, The Farnsworth House (Lohan Associates, October 1997), 12.
- Ibid., 18.
- Maritz Vandenberg, Farnsworth House: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London: Phaidon Press, 2003), 14-15.
- Franz Schulze and Edward Windhorst, Mies van der Rohe: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with Windhor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362.
- Alice T. Friedman, “In this cold barn we dream,” Art Bulletin, December 1994, Volume LXXVI, Number 4, 576.
- Newberry Library, Roger and Julie Baskes Depart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Midwest MS Farnsworth. Letter by Marion to “Ruthie” Jan 2nd, no year.
- Sentiment expressed to the author during a tour of the Farnsworth House, when a Farnsworth House tour guide made an unqualified statement in response to my question about the Farnsworth’s memoirs as a source of history, “But you can’t use that! She made everything up!”
- Edith Farnsworth, “Memoirs,” Chap. 13, unpag.
- Ibid.
- Ibid.
- Ibid., Chap. 12, unpag.
- Ibid., unpag.
- Ibid., unpag.
- Ibid., Chap. 13, unpag.
- Ibid.
